1917年11月18日，距盛宣怀先生仙逝已有一年半之期，这位曾担任清朝邮传部尚书、被誉为晚清首富的传奇人物，其出殡仪式在上海隆重举行。

为这场葬礼，盛宣怀的后裔们齐心协力，共筹措了高达三十万大洋的巨资。出殡的仪仗队伍绵延超过二千五百米，而仅负责抬棺的杠夫便多达六十四位，其阵势之浩大，实堪与帝王之仪相比。

整个上海城几乎全民出动，争相目睹这场举世瞩目的世纪葬礼。

1917年，上海市民纷纷聚集，目睹了盛宣怀的丧葬仪式。图片来源于网络。

这场首富的告别仪式，虽非国葬，却胜似国葬之隆重。然而，对于盛宣怀的后裔们而言，一场葬礼耗费三十万大洋，实则微不足道。

即便在辛亥革命的风云变幻中，盛宣怀家族的财富虽遭受民国政府的没收，但其父盛宣怀依然遗留了超过1160万两白银的遗产。在这笔遗产中，有半数用于家族事务及社会公益，盛宣怀的子孙们最终分得的现金与实物资产，总计亦达580余万两白银。

晚清民初首富盛宣怀。

1160多万两白银，约等于百万两量级。

在晚清光绪年间，位于今北京城内二至三环区域，购置一亩左右大小的四合院，其价大约为500两银子。盛宣怀所遗留的财富，在当时足以让他的后代购置超过两万座类似的北京四合院。即便到了1924年，鲁迅在阜成门地区购置一座四合院，所耗费用亦不过区区1000大洋（等同于1000两银子）。

因此，在晚清民初时期，若盛宣怀自称中国首富，实在是无人敢于与之争锋。

01 成为帝国的首富，是否应当保持一定的低调态度呢？

盛宣怀或许抱有此念，然子孙辈却未允其意，何况，盛宣怀本人亦难以践行。

在探讨晚清至民初的商业与财富发展历程中，盛宣怀的名字无疑是不可忽视的。被誉为“中国实业之宗师”、“中国商业之鼻祖”以及“中国高等教育之先驱”的盛宣怀，其生平事迹与成就丰富，诸多荣耀与往事，皆难以被历史所遗忘。

成为一名帝国首富，白手起家者实属罕见，依赖权势与官商勾结，方为财富积累的实质所在。在此领域，盛宣怀对此深有领悟。

盛宣怀是官三代。图源：网。

道光二十四年，盛宣怀在江苏常州降生。他出身于官宦世家，祖父盛隆，一位出身举人的才子，曾任职于浙江海宁，担任知州一职；而他的父亲盛康，与晚清名臣李鸿章同榜进士及第（盛宣怀诞生的那一年，盛康与李鸿章均以三十岁之龄荣获进士头衔），盛康官途显赫，历任庐州、宁国知府，浙江杭嘉湖兵备道，以及按察使等职。

盛宣怀虽非出身豪族，其家世亦不容小觑。祖父与父亲均对他抱以厚望，期盼他能够金榜题名，延续家族的辉煌。然而，遗憾的是，这位官宦之后在科举之路上的运势不佳，连续三次乡试均未能过关。换言之，盛宣怀的一生，终究只是止步于秀才，这一遗憾贯穿了他的一生。

文运不佳，盛宣怀非纨绔。

自幼便随父亲四处游历，盛宣怀自小便对官场有了深刻的体悟，行事干练果断。同治九年（1870年），正值26岁的他，经父亲引荐，结识了同科进士、时任湖广总督的李鸿章。自此，盛宣怀投身李鸿章麾下，担任幕僚及秘书之职。这也成为了他日后官场与商界腾飞的起点。

02 遇贵人

民间常道，寒门难育显贵之子。一个国家帝国，其发展越是趋于成熟，人脉与关系便愈发显得至关重要。盛宣怀则牢牢把握住了李鸿章——他生命中那尊无比尊贵的恩人。

这位年仅26岁的青年，凭借着年轻气盛，便荣任了部级领导的机要秘书，更令人称奇的是，他竟成了李鸿章的幕僚。起初，或许凭借着非凡的人脉得以立足，然而岁月流转，若非自身具备过人的能力，恐怕难以胜任如此重要的职务。

盛宣怀，能力卓越，智慧过人。

1864年，太平天国运动被清廷平定，以曾国藩、左宗棠、李鸿章等人为首的洋务运动迅速兴起，清朝步入所谓的“同光中兴”时期（1864-1894）。盛宣怀成为李鸿章的秘书后，起初协助其应对回民叛乱——在炎炎夏日，他日夜兼程，奔波数百里，忠诚不懈，深得李鸿章的信赖。尽管盛宣怀仅是一名普通的秀才，他却才华横溢，起草文稿时能“一挥而就”，令李鸿章对其刮目相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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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经战争岁月，步入建设时期，李鸿章在晚清政界稳固地位的关键，便在于其卓越的外交手腕与洋务实践。在推动洋务运动的过程中，盛宣怀成为了李鸿章不可或缺的得力助手。

仅两年踏入李鸿章的幕府，1872年，盛宣怀便协助创建了轮船招商局；1876年，32岁的他再度携手李鸿章，共同创立了湖北煤铁总局。自此，他陆续创办和创立了11家堪称“中国第一”的企业与组织，其中包括：

我国首座民用股份制企业——轮船招商局；首个设立的电报机构——中国电报总局；首家内河小火轮公司；首间银行——中国通商银行；首条铁路干线——京汉铁路；首个钢铁联合企业——汉冶萍公司；首所高等师范学府——南洋公学（上海交通大学、西安交通大学的前身）；首个勘矿公司；首座公共图书馆；首所近代高等学府——北洋大学堂（天津大学的前身）；以及创立了中国红十字会。

得益于这些辉煌的成就，盛宣怀最终获得了“中国实业之父”和“中国商父”的崇高美誉。与此同时，当时正值兴办洋务运动初期的李鸿章，也对盛宣怀给予了极大的信任与倚重。

李鸿章曾向盛宣怀强调，这些洋务企业实为李个人政治生涯的“根基所在”，绝不可等闲视之。一旦洋务运动遭遇挫折，必将对李鸿章的政治前程产生负面影响，并为那些反对洋务运动的政敌们提供可乘之机。

李鸿章对轮船招商局寄予厚望，特别叮嘱盛宣怀务必将其打造得坚不可摧，确保“根基稳固，难以动摇”。

盛宣怀不负众望，在洋务运动中屡创佳绩，经营管理井井有条。在致李鸿章的信函中，盛宣怀如此表述：“我将竭尽我毕生之精力，必定全力协助中堂大人（李鸿章）推动铁矿、银行、邮政以及织布等行业的发展。”

故而，洋务运动构成了李鸿章在晚清时期稳固地位的根本所在，亦为盛宣怀仕途攀升的基石。

做优秀政治打手

在晚清时期，众多朝廷重臣均起始于幕僚之职。例如，左宗棠便是自湖南巡抚张亮基、骆秉章的幕僚起步，而李鸿章亦是从曾国藩的幕僚身份崭露头角……

担任一位高层领导的秘书与智囊，往往不仅需具备出色的业务能力，更需深谙为领导分忧解难之道，时刻勤勉效力，无微不至地协助左右。

在这领域，盛宣怀不仅充当了李鸿章推行洋务运动的得力助手，更成为了李鸿章暗施心计、政治斗争中的利刃。

昔日，淮军淮系与湘军湘系之间的纷争犹如燃起的熊熊烈火。淮系领袖李鸿章与湘系巨头左宗棠，二者在朝堂内外摩擦不断。在李鸿章眼中，左宗棠这匹“左骡子”屡次让他陷入尴尬境地，已变为他在清廷中夺取权力的一大障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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察觉到主子情绪低落，政治打手盛宣怀便时刻寻找着出击的时机。

1883年，盛宣怀趁左宗棠的财政助手胡雪岩在与洋商“斗丝”中遭受损失、资金周转困难之际，首先与李鸿章的心腹、上海道台邵友濂勾结，擅自扣留了胡雪岩的银两。继而又在汇丰银行等外国银行中大肆散播，宣称胡雪岩即将破产，敦促各方速速向他追讨欠款。

继而，盛宣怀散布流言，针对胡雪岩旗下的钱庄与当铺的众多主要资金提供者和储户，声称胡雪岩资金告罄。这导致胡雪岩遭受了疯狂的挤兑。不过短短二十余日，昔日的帝国首富、左宗棠的得力助手胡雪岩，便在盛宣怀的商业竞争中遭受重创，从此一蹶不振。

受“先倒左后倒胡”这一战略的冲击，左宗棠迅速陷入了财政困境。此困境导致他在后续对抗法国的战争中屡遭挫折，最终抑郁成疾，遗憾离世。在协助“恩师”李鸿章干净利落地击败政敌，尤其是湘系的盛宣怀后，他的地位因此得以迅速攀升。

首富如何炼成？

目睹爱将行事得体，李鸿章亦颇感欣慰，赞许盛宣怀道：“此子志存救世，坚韧不拔，才智过人，堪称国家栋梁之才。”

付出必有回报，对吗？

李鸿章曾赞誉盛宣怀为“极廉洁”，然而盛宣怀所谓的“廉洁”，实则表现为作为中国继胡雪岩之后的首富，他留下了高达1160万两白银的丰厚遗产，传诸子孙。

盛宣怀跻身晚清民初首富行列的秘诀，从李鸿章的点评中便能窥见一二：“（盛宣怀）一手握着官印，一手拨动算盘，既能官场得意，又能在商界游刃有余。”

身为知名官僚资本家，盛宣怀曾助力李鸿章推动洋务运动，同时亦从中大肆攫取国有资产。在侵吞国有财产的技艺上，盛宣怀堪称当之无愧的宗师。

▲盛宣怀凭借对汉冶萍公司等国有资产的大规模侵占，跃居首富之位。图片源自网络。

最初，轮船招商局乃一纯粹的国有企业，若以时下之语来描述，盛宣怀不过是一名身着官袍的国企高级职员。然而，盛宣怀的卓越之处便在于，他巧妙地将轮船招商局转型为民办企业。在这场由国企向民企转变的“改制”浪潮中，大清帝国的政府资产经历了一次次变动，最终大部分流入了他的私人名下，化作了私人股份。

1908年，正当大清帝国摇摇欲坠之际，盛宣怀将汉阳铁厂、大冶铁矿与萍乡煤矿整合，创设了完全商业化的汉冶萍股份有限公司，并亲自担任董事长一职。当时，汉冶萍公司拥有员工逾七千人，年产量钢材近七万吨、铁矿石五十万吨、煤炭六十万吨，其产量占据了清政府全年钢铁总产量的九成以上，堪称大清帝国最为盈利的企业。原本属于国有的这家企业，最终却沦为盛宣怀掌控下的私有资产。

帝国的首富，正是在这官场投机与强权掠夺的漩涡中，逐步磨砺而成。

05 获取政治权力

这位商人，无论是显赫还是隐秘，都已跻身帝国首富之列，自然而然地，他对政治权力的觊觎之心也随之滋生。

1900年6月20日，正值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之际，对洋人怀恨在心的慈禧太后，以清朝朝廷的名义，正式向11个列强国家宣战，并下令各省督抚招募义民以抵御外侮。

当时担任大理寺少卿，负责邮传事务的盛宣怀，察觉时局动荡，便立刻通过私人电报与两广总督李鸿章、两江总督刘坤一、湖广总督张之洞取得联系，寻求与洋人改善关系，实施“东南互保”策略。同时，他公然违抗命令，对外宣称清廷发布的宣战诏书为“伪诏”。

此后，盛宣怀积极奔走，与各地区的总督和巡抚建立联系，将“互保”的覆盖范围拓展至西南、中南、山东以及四川等广大区域。

在庚子之变中，尽管八国联军终至攻陷京城，然而在盛宣怀的精心谋划下，我国最为富饶的东南区域以及广袤的疆域得以保全，未受战火侵袭。

尽管深知盛宣怀等人公然违抗命令，慈禧却对外宣称：“看来今日，盛宣怀实为不可或缺之才。”此后，盛宣怀荣获太子少保的荣誉衔位。

在庚子事变期间，“东南互保”的诸省份似乎已与清廷中央形成了鲜明的分野，这种态势亦为辛亥革命时期各地纷纷独立、割据的预兆。盛宣怀在其中的影响力，足以一窥究竟。

06 政治生涯终结，流亡启程。

盛宣怀固然是一位精明的商人，却始终缺乏政治家的风范。武昌起义与满清的覆灭，其直接的导火索中，盛宣怀的“重大贡献”不容忽视。

1911年，清政府设立了所谓的内阁，其成员中，满族国务大臣共有9名，而汉族国务大臣则仅有4名。盛宣怀身为汉族内阁成员中的四位之一，此点足见他在满人眼中的受重视程度。

彼时，盛宣怀担任清廷邮传部大臣之职，总揽铁路与通讯等重要事务。1911年，围绕铁路国有化与民间经营的话题，争议愈发激化。在四川、湖南等地，大清帝国的士绅乃至普通农夫纷纷出资入股铁路事业。然而，盛宣怀却意图通过强买强卖的方式，强行将铁路收归国有，对民众的损失却置若罔闻，甚至故意压低赔偿金额。

在此背景下，湖南地区率先掀起了保路运动的风潮，而四川的保路运动更是声势浩大，风起云涌，这一系列事件最终催生了武昌起义的爆发。

盛宣怀与内阁总理大臣奕劻携手共演，公然倡议招揽袁世凯复出，以“荡平叛乱、捍卫大清江山”。

引发保路风潮，点燃武昌起义的烽火，进而招揽袁世凯、引狼入室，自以为智谋超群的盛宣怀，却一步步为清王朝布下了隐患。

武昌起义后，湖北军政府成立。图：网。

1911年10月10日，武昌起义骤然爆发。不久后的10月25日，清廷资政院紧急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。众人齐声谴责盛宣怀犯下四大罪状——违背宪章、破坏法度、诱发兵变、擅夺皇权，强烈提议朝廷对盛宣怀实施绞刑之极刑。10月26日，朝廷正式宣布剥夺盛宣怀的职务，并明令“永不录用”。

察觉到局势堪忧，危机四伏，盛宣怀于10月28日果断离开北京，途经天津，最终抵达青岛。岁末之际，这位年已六十七岁的盛宣怀搭乘轮船，从大连出发，踏上了流亡日本的漫漫长路。

在盛宣怀眼中，那些所谓的“大清帝国”与“皇权至上”不过是虚幻的幻影，当下保全自身才是最为紧迫的任务。

1912年2月12日，面对革命党与袁世凯联手施压，溥仪被迫退位。那曾令盛宣怀倾注半生精力的庞大帝国——大清，仅仅在三四个月的时间内便轰然倒塌。

在大清帝国覆灭之后，盛宣怀选择了隐居于日本，心中充满了惶恐不安。那些满清的旧臣遗族对他恨之入骨，他们深信盛宣怀是大清衰败的罪魁祸首，无不渴望能够将他生吞活剥，剥皮食肉。在那个民国的岁月里，新派青年们将盛宣怀视为满清的残余势力，因而对其在国内的产业进行了近乎彻底的没收。

面对倾注毕生心血的家业即将崩塌，盛宣怀四处奔波，不惜耗资500多万两白银，贿赂了民国诸多权贵，方才换来一时的安宁。

1912年岁末，盛宣怀在日本的流亡生涯即将告一段落，他已离国近一年。彼时，袁世凯已荣登大总统之位，鉴于盛宣怀昔日的“举荐”之恩，亦未对他加以苛责。除现金及各类资产外，江苏省政府亦遵命归还了他大部分不动产。

07 财产消散

在清朝覆灭之际，盛宣怀的角色引发了满清遗老如赵尔巽等人的强烈愤慨。他们在编纂的《清史稿》中严厉指责，称盛宣怀“横行不法，欺君罔上，曲解政策，制造祸端，堪称误国之罪魁祸首”。

盛宣怀惊恐不已。

然而，他的财富与势力依然不容忽视，他在社会交往上的深耕细作，更贯穿了晚清、民国以及当代的整整三个时代。

除却袁世凯的宽恕，曾两度担任民国总理的孙宝琦亦在暗中庇护了这位“双重姻亲”盛宣怀：在先前的联姻之路上，盛宣怀的四子盛恩颐迎娶了孙宝琦的长女孙用慧；而孙宝琦的四子孙用岱，亦与盛宣怀的亲侄女盛范颐结为连理。

盛宣怀，图源网络。

盛宣怀家族与民国时期赫赫有名的“四大家族”中的宋氏家族，交往颇深。

先前，宋氏三姐妹的母亲倪桂珍，曾于盛家担任保姆——这一角色介于家庭教师、乳母与佣人之间。基于此段特殊联系，宋霭龄曾服务于盛宣怀家中担任家庭教师，宋子文则曾担任盛宣怀四子盛恩颐的英文秘书，此外，他对盛宣怀第七女盛爱颐倾心追逐（然终未得偿所愿）。

自民国时期起，盛宣怀的第七子盛升颐，在孔祥熙与宋蔼龄的鼎力支持下，于抗战爆发前担任苏浙皖统税局局长一职，执掌江南地区的财税大权。盛宣怀的孙辈盛育度，在抗战期间供职于日伪银行，战后因汉奸罪名被捕。幸得盛爱颐联络宋子文，方才得以从狱中获释。

自1949年始，盛宣怀的第七位千金盛爱颐健康状况堪忧，宋庆龄更是特地派人前去探望，这一举动充分彰显了盛、宋两家的深厚情谊。

盛宣怀，这位既热衷于慈善公益又深陷贪污腐败漩涡的人物，在辛亥革命的剧烈变革中，似乎洞悉了人生的真谛。

1916年4月27日，著名实业家盛宣怀在上海走完了他辉煌的一生。

临终之际，他郑重交代，将自己所遗留的1160余万两白银中的一半——即580万两，捐献而出，设立了“愚斋义庄”，堪比今日的家族信托。在这笔资金中，有40%（约合230万两白银）用于社会慈善事业；剩余的60%（约350万两白银）则被指定用于盛宣怀后代的男女教育、婚嫁、经商之需，以及祭祀、扫墓、修缮宗祠、购置田产、资助盛氏全族义庄的运作。

此外，剩余的财产——总计超过580万两白银——便按照五个房头的分配原则，分给了尚健在的各位儿子。

盛宣怀仙逝一年有余，其丧事终在1917年于上海举行。传闻为防范盗墓之患，其灵柩一度迁往苏州留园暂放，停留逾两年。直至1919年，方才安葬于其家族位于江苏江阴的祖茔之地。

确实，盛宣怀逝世之后，始终未能得到真正的安宁。他生前广纳妻妾，共计娶有七位夫人，育有八子八女，其中三人不幸早逝。其子嗣们凭借门第联姻与权势结盟，至孙子一代，已壮大成为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家族体系。

然而，由于挥霍无度和内部争夺，这个家族在盛宣怀离世后的三十年里，其巨额遗产几乎被挥霍殆尽。

最为知名的当属老四盛恩颐，他深受盛宣怀的青睐，不仅继承了汉冶萍公司总经理的要职，还承袭了苏州留园的宅邸。然而，这位在上海滩声名显赫的纨绔子弟，习性奢侈，沉迷于声色犬马与赌博。在将家产挥霍一空之后，他的目光转向了愚斋义庄，进而向法院提出申请，要求按照五个房头的份额均分愚斋义庄的财产。

面对家族信托的摇摇欲坠，盛宣怀的第七位千金盛爱颐亦向法院提起上诉，坚决主张女儿同样享有参与遗产继承的权利。这场诉讼在当时引发了上海滩的广泛关注。盛宣怀的其余女儿亦纷纷效法，各自分得了应得的遗产。

盛宣怀精心设计的愚斋义庄，原本旨在为整个家族提供长久稳定的生计保障。然而，在经历一番分割之后，加之国民政府以捐助为名从中渔利，短短十余年间，该义庄便名存实亡。

继承了义庄遗产的子孙们，旋即陷入了第二轮的奢侈挥霍。据史料记载，在抗战胜利前夕，盛恩颐所获得的家族产业几乎已被挥霍一空。那时，自其父亲盛宣怀离世不过短短三十年。1958年，生活困顿的盛恩颐在留园的门房中离世。

繁华尽成尘土。